再忆58号车的兄弟们
前几天得知荒友曹连生去世，为此“重操旧业”，开博撰写了《忆连生及58号车的弟兄们》，写作前翻看了不少北大荒的老照片，于是乎便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而这记忆一旦被打开，思绪便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有时到了夜不能寐的境地，无奈、索性任由其奔淌。
我初上机务是1968年在850农场，人在机务，编制却仍在农工班，对这样身份的人，我们笑称是“机务爪子”。当时我被派到叫做“三百三”的进口自走康拜因上帮忙，师傅叫刘文全，师兄叫孙替滨。师傅待我不错，并不因为我是“临时工、机务爪子”就只让我负责卸粮，他让我有机会操作康拜因，在场院脱谷时甚至让我单独在康拜因旁值守。他曾经私下同我说，已经和队上说了，要将我正式调到机务排。
1969年3月调到六师后，新的拖拉机一到，我便成了机务排正式的职工。我的第一任车长叫刘光兴，绰号大金牙。是贵州籍的转业军人，他和我只是工作关系，彼此并无太多共同语言，故无深交。只是听说他已经搬回贵州老家，后来就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兵团人微信上搜到他一张豆腐块大小的老照片（下图）。
同我一同拜在刘光兴门下当学徒的有上海知青陆维让，北京女知青庄晓滨。这两人同属老三届，一个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老初三，另一个是北京一零一中老高二。由于都是学员，我与他二人并未一同出过车。知青回城后，凭着自身的文化功底，这二人都学有所成。小陆和我们一样，如今成了候鸟一族，我曾经到他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家以及上海的家中做客。庄晓滨在荒友&校友的聚会中偶能相见，她保养的很好，是女生中除去曹蕾外最不显老的一位。
我的第二任车长是1964年去北大荒的北京知青张建东。我是他车上的驾驶员，后来自己接了新车，也成了车长。在一连负责组建32连的时候，建东找到我，让我同他和蔺盼良车组一同随谭连长、黄副连长去新连队，许多老北京知青在“分家”时都去了32连。下图是部分老北京知青在32连大食堂前的合影。
后排左起：林永宁、高强、张建东、沈志贤
中排左起：蔺盼良、刘大保、刘伯群、吴邦骅
前排左起：刘力新、王作玲、赵友芬
回城聚会时，听时任副指导员的北京知青李新华讲，连队分家的时候，两边各自挑人，一家挑一个轮着来，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去32连的连长、副连长和副指导员是一连的老人，而留在一连的连长、指导员是新调来的，谁“占便宜”谁“吃亏”不言而喻，当初组建一连时候的大部分人去了32连，3台东方红，清一色的北京知青车长。
下面这张照片可能是58号车组最早的“全家福”，那时58号车组有6个人，除我之外，两名驾驶员分别是邓明考（后中）、李爱民（前中），他两都是为了支援六师建设，从老团直接调来的驾驶员，三名学员分别是李荣生（后右）、曹连生（前左）及刘伯群（前右）。6人中有4名北京知青。
老邓不是知青，工作认真负责，平时寡言少语，或许是新建点的环境比较艰苦，或许是在知青群里难觅知音，他在58号车没呆多久就回老团了。
爱民是知青，技术水平不敢恭维，知识面倒挺广。他是那种喜爱文、史、哲却讨厌数、理、化的类型，对自己要求不高，得过且过。爱民出夜班时，遇到再干一圈就下班晚了，马上收工又早了的时候，肯定是选择后者，并且会早早将机车、农具全部保养完毕，拾掇着利利索索，然后就在地头等着交接班。接班时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车和农具都保养完了，该检查的地方也都检查了，你们就放心出车吧！”。我们通常在早上加油，加油前要看一下油尺算一下油耗，根据油耗大体可以估算出前两个班的工作量，有爱民的班次，油耗往往较少。
回北京后，我们两人都待业在家，他住在三里河，离我家很近，我们常常相互走动，有时也一道去玉渊潭游泳。记得他曾经告诉我他父亲十几岁时逢抗战，就当了共产党的县长，工作就是带着乡亲们转移，游击就是被鬼子撵着跑，从未听他讲过和日本人打仗的事，至言及自己目前的境遇时，会偶尔流露出些许失落。
后来大家各自分配了工作，他去了新华印刷厂纸库当了一名工人，我、李荣生、刘伯群及曹连生等人当时的境遇也与他相仿，人生又一次被RESET了。
当时的新华印刷厂是北京知名的国企，能够进该厂当工人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尽管是在纸库。
当大家重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时候，老三届中那些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不是选择读书就是寻机下海。爱民则安于现状，对此无动于衷。说实话，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百废俱兴，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境遇的大有人在，老三届中也确实出过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物，我至今仍很怀念那个年代。时过境迁，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拼爹、比钱的年代，劣币正在不断地驱除良币。
当我们娶妻生子后，荒友们每年仍有聚会，大家相约都带着孩子，没记错的话，爱民带的是女儿，一眼便能看出，他是个很疼爱孩子的父亲。这个时候，原来重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荒友们已经拉开了彼此的距离，上学的人拿到了学历，经商的人发了点小财，不过这并不重要，北大荒时代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彼此地位的改变而淡漠。可后来爱民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以至于目前在“兵团人”的微信群中找不到他的名字，在荒友们的各类聚会中也难寻觅他的身影。
我知道印刷行业是在改革开放后首先受到市场冲击的行业之一，也知道接踵而来的下岗浪潮对回城工作的知青们冲击有多大。但这不应该是爱民“失联”的原因。我们同一车的李姓有两人，在车组也是“死磕”的一对。李荣生回城后的境遇未必比爱民强，无论从文化水平还是家庭背景，小李均比不上大李。小李所在的国营小商店也是首先受到市场冲击的行业之一，下岗的厄运早早就降临到荣生的头上。他自己花钱给自己续工龄，交社保，为了省钱宁可自己生炉子也不交暖气费，房改时几万块钱就能买下的房子也不买…… 就这样熬到退休，熬到儿子长大成人，如今的小李，电脑、录像、微信、QQ、编片子一样不差，算是微信群中的活跃人物，时不时还更新一下自己喜爱的家什，一副与时俱进的模样。
除了上面照片上的这六个人，58号车组几年间有人进，有人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
记得陈鹤书是以驾驶员的身份调入的，或许是在邓明考走后从别的车“升迁”过来的。下面这张照片是我的师兄陆维让（右）与陈鹤书当年的合影。
小陈是那种能干爱玩、讲求效率的人，有几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得：小陈每逢两个人都能够独立顶班的白班，经常是自己干半天，然后下车在地头转悠转悠，采点蘑菇，掏个鸟蛋。记得一次我和他同班作业，他提出下车转转后，几个小时才兴冲冲地回来，手里抱着两个硕大的蛋。我问他这是什么蛋？他说是仙鹤的。顺手一指天际边的一棵大树，说观察了好几天了，树上总有鸟儿在盘旋，今天终于找到机会了。除了取蛋，他还在鸟窝里试睡了一番。我眺望着荒原上那棵独树一帜的大树，树干笔直挺拔，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和爱民不同，去接他的班有时还得等一会拖拉机才能从地那头转回来，他总是想着在他的班上多干活，能跑三挡的时候绝不挂二挡晃悠，每每直到机车憋得冒黑烟时才去降档。每个班次他的油耗都比较高，至于交接班时的机具保养，对他来讲由哪个班的人来做并不重要。
一年深秋，我们车被派往新建点去开荒，他建议只去4个人，少去一名学员。理由是我们开荒的大犁是液压的，不需要专人操作，再则去开荒点路途遥远，5个人挤在驾驶楼长途行驶太累，还容易出危险，加上新建点环境艰苦，多去个学员既帮不上多少忙，还多一个人遭罪。至于排班，白班一人，夜班两人，大家还能够轮流休息。我依计而行，往返跋涉时，我们将所有的衣物、行李堆满了大犁，捆绑结实，上公路、下田间道、循爬犁轨迹、穿越水泡子，一路颠簸而行。驾驶楼座位上坐两个人，对面工具箱上坐一人，剩下的一个坐在引擎盖上，双腿夹着空气过滤器的进气管，免的掉下来。大家一路轮换，也还不觉得很累。
在开荒点，由于我们去的晚，帐篷挤不进去，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马架子里，在床上躺着能透过草顶的缝隙看到天上的星星。在滴水成冰的寒夜，草棚子里不能生火，只得两个人挤进一个被窝，合盖4床被褥。我暗想，倘若真的来了5个人，这漫漫长夜又如何是好？
小陈弟兄三人都去了北大荒，按照上海“两丁抽一”的下乡政策，他们之中原本是有机会留下一个的。回城后不久，小陈便选择了下海，在他妹夫的铝合金厂负责销售，那时塑钢门窗流行，铝合金门窗刚刚时兴，企业产品供不应求，小陈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小陈与大哥在郊区泗泾各自买了一幢别墅，兄弟两做了邻居，由于地方大，这里也常常成为知青们聚会的地点。
（下图：陈鸿书、陈鹤书在泗泾的家中合影）
小陈并没有因为私企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而恋栈，在铝合金产业刚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便急流勇退了。
刘玉林也曾经是58号车组的一员，他的特点是勤奋好学，干事认真负责。记得在我们宿舍北面的行李房中，我搭起一个小小书桌，同我在一个一个马灯下面对面而坐的，经常就是刘玉林，除去业务书和杂书，他还补习文化，逢到不懂的地方，就找人请教，直到弄懂为止。
下图左起：刘伯群、刘玉林、陈鹤书
可惜的是，WG开始时他的年龄太小，文化基础薄弱，没有从“鱼”到“渔”的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自学能力。
俗话说勤能补拙，何况玉林也不拙。若不是WHDGM，单凭他的勤奋好学这一点，应该会比现在更加出类拔萃。
玉林回天津后分在路政工作，这份当时看来一般的工作，在退休待遇多轨制的今天成了“香饽饽”。玉林临退休前又迷上摄影，经常发些照片与我切磋，在我的网易博客上，还专门为他的照片建了一个“子目录”，不少照片是他带着夫人的旅游照，从中也能够看出他们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下面的照片是当年58号车组的部分成员在天津小聚的合影。（左起：刘伯群、刘玉林、鲍继平、林永宁）。或许是连队的上海知青比例占到50%的缘故，恰巧我们四人的对象均为上海知青。
鲍继平是老三届高中生，是我们车组的老大哥，在我离开58号车之后，担任过58号车的车长。老鲍性格沉稳，不苟言笑，做人做事都非常认真负责。他较早就离开连队去云南林学院他父亲那里，云南林学院是北京林学院在WG期间迁到云南的。一开始安排的工作是在学院下属的农场开推土机。期间他与在连队的恋人、上海知青MAZ结婚，探亲假时，MAZ从神州的东北跑到西南，在路上的时间比在云南夫妻相聚的时间要多出还几天。
在林学院，老鲍一边开车，一边旁听大学的课程，恢复高考后即考取了林学院，之后一路走来，读书、教书，直至成为博士生导师。
老鲍当年是车组中学历最高的人，现在仍是车组中学问最大的人。我曾经问过他成功的秘诀，他说这也没什么，缺什么材料就就补什么材料，要论文就交论文，没事就写呗，只要材料码够了就行，一副轻松的样子。
退了休的老鲍参加了北京老教授合唱团、舞蹈队、时不时还参加全国汇演和比赛，也曾独自驾车去过西藏。
我与老鲍、盼良都是从850农场去六师的，在北京850农场知青聚会时，我们又不期而遇了。
我与老鲍在车组中没有太多的交集，共同出车较多的除去连生和荣生外，还有赵振富（下图右）。
振富是齐齐哈尔知青，人聪明，也挺勤快，学什么东西很快就能上手。我们有着共同的业余爱好，他和我喜欢拉琴，记得他有一把二胡，我有一架小提琴，没事的时候，他也会拿着小提琴“锯”上两把，我也用他那把二胡“杀几次鸡”。
记得一次拉着轻耙耙地，他几次让10米多宽的农具擦着地头的树桩而过，我告诉他没必要贴的那么紧，树桩附近是根本播不上种，可他或许是过于自信，或许是有意在我这个师傅面前露一手，或许是为了练手，依然我行我素，我当时没吭气，心想早晚有你碰钉子的时候。果然，在一次玩票时，农具别在树桩前头。幸亏他在早有准备，及时停车，我两将农具解组后搬出，避免了事故的发生。此后出车，他便收敛了许多，不再玩票了。
回城后，他去了河南舞阳钢铁厂，相比齐齐哈尔的大型国企，1970年才建厂的舞钢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他退休后的境遇相比留在齐齐哈尔的知青要好些。一段时间，他们住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家，我们有较多的见面机会。
后来他们又随女儿搬到青岛，从朋友圈发的信息看，老两口也会在舞阳常住。
振富同荣生一样跟潮流，对电脑、微信等接受的较快，我在此摘录一段他发给我的邮件：“老林：最近忙吗?最近翻箱又找出来一张咱俩的照片，我觉得太珍贵了给你发去。也许又能想起农场的一些回忆。 老赵.老刘。2010.3.27.”
从收到振富发给我的这张照片算起，转瞬间又快过了10年，回想50多年前，我们被大潮从不同的城市席卷在一道，一起开着“东方红”、唱着“东方红”、装着“东方红”（兵团战士胸有朝阳），40多年前，又被大潮带回原点，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如今步入老年的我们已然分成若干“部落”，不同的“部落”对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及当下有着不同的看法，既有“东方红”，也有“西方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北大荒情结。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