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 祭我的师兄杨英瑞
博文写于 2014-6-15
前几日上QQ群，得知杨英瑞去世的消息，甚是悲伤，虽说早已知道他得了不治之症，但就现代医学水平和他的年龄，没想到他走的那么快。
1969年，我与他共同从36团奔赴建三江，曾与他同在车长刘光兴的麾下当学员；曾一同拜老职工姚胖子为师，学用扇刀，为连里打马草；曾共同驾驶拖拉机，拉着爬犁去北大林拉木头；也曾共用一副搭钩，在完达山上抬木头、、、、我印象里的杨英瑞质朴却不失聪慧，内向但人缘很好，胆小可肯于担当。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当地老职工子弟同知青之间相恋、结婚的不在少数，当知青们大返城的时候，“村里人”和“城里人”之间出现裂痕，李春波的“小芳”唱的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电视剧孽债讲的是男主人公回城后如何面对村里的“小芳”和他们的孩子。在描写知青的故事中，大多数写的是城里的男人爱上村里的“小芳”，而较少描写城里的“小芳”爱上村里的“董永”。而英瑞兄有幸被城里的“小芳”相中，成了“村里的董永”，或许他后半生的悲剧也缘于城里来的“小芳”。当城里的“小芳”离他而去后，他孤独一人地走完人生后半个旅程之际，特撰文祭之。
杨英瑞，个头不高，身材结实，北大荒职工子弟，来自850农场大连队。
大连队原叫大连屯，这里的不少人是1958年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前已经在这里定居的“土著”垦民，此后该屯被850农场“收编”，将大连屯更名为“大连队”。1969年3月，由850农场6队、8队、大连队等连队抽调人员赴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组建红卫农场1连，来自6队的我便同来自大连队的他相识了。
英瑞又被人称做“杨老五”。或许是他排行老五的缘故，因为上有兄长，他不像需要养家糊口的本地职工，用钱需要精打细算。我记得他从来不抽关东烟，就是那种把烟叶子晒干后，用手搓把碎了，再用撕成长条的报纸卷成的烟，而是抽商店里卖的烟卷儿。他不抽最便宜的9分钱的经济烟，也不抽5角多钱的中华烟，只抽一两角多钱的迎春、葡萄等东北常见的中低档烟，偶尔也抽上一两包大前门、哈德门等内地产的中高档烟。我俩一块出车的时候，他常常给我烟抽，遇到我不想抽的时候，他便说：“抽一根吧，就当熏熏蚊子”。我这个人抽烟与别人不一样，别人抽烟提精神，我抽了烟犯困。有时上夜班想在车上睡一会儿，偶尔也会向英瑞讨根烟抽。
英瑞很替别人着想，我这种轻易不开口向他讨烟抽的人，即便是他的兜里没剩下几棵烟，也会毫不吝惜地递给我一根，顺便搭上一句：“要不下半夜我包了，你就踏踏实实睡觉吧！”
我俩用一副搭钩抬木头时，他在“哈腰挂”的时候，会随手将蘑菇头上挂抬钩的绳子往自己这边拽一些，好让我省些力气，我有事佯装生气地对他说：“哥们儿，别老这么着成不？”他便笑眯眯地回答说：“你们城里人没干过这活儿，不像我们这些坐地炮抗造。”
抬木头休息时，筋疲力尽的我就近找了个树墩子，一屁股便坐在上头。他赶紧把我从树墩子上拉起来，让我坐在横躺在地上的树干上。接着便说：“这树墩是山神爷的饭桌，不能坐的。要是惹怒了山神把头，我们就不太平了。”每到一个新的林子，在伐木前他总要双手合十，对山神爷拜上三拜。还别说，一连伐木有惊无险，从没出过重大事故。
夏天打马草，冬天拉木头，需要在外面吃饭。英瑞知道我们几人同炊事班的关系很铁，便撺得我们让伙房开点小灶，伙房的女生和师娘知道我们干活辛苦，做早饭的时候，会另外单做些包子、糖饼、糖三角唔得，让我们带出去吃，这要比吃馒头就凉水强多了。
在野外吃饭的时候，英瑞总是想着让大家吃的舒服些。夏天吃带荤腥的包子，他就提前整些柴禾，到水线边上舀上一铁壶河水，一边烧水一边烤着带来的包子。边烤边说：“凉水就凉饭容易拉肚子，别着急，这水一会儿就烧开。”冬天拉木头，他会提前准备一个小小的带提手的炭火桶，先将点燃的炭火桶挂在拖拉机后面的爬犁上，等炭火不冒烟时再把它拎回到驾驶楼内，掏出装在包里的食物，支在炭火桶上，饶有兴趣地慢慢烤着，他在餐前便开始对美食的享受了。
美食是饥饿年代人们的梦，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荤腥便构成美食，在建点第一年凡是绿色的瓜果蔬菜对我们而言便是美食。记忆中那年的两次美食经历，均与英瑞有关。
那是建点的第一年，我、吴邦骅、英瑞从机务排抽出来，和老职工姚胖子一同用扇刀打马草。刚开始干的时候不得要领，靠用蛮劲咬着牙跟着领头的吴邦骅，一人一趟，四个人谁也不比谁少。到后来，慢慢悟出点门道，不能光用手臂，还要借助腰部和双腿的力量，再有就是扇刀要经常保持锋利，方法就是常用锤子去掂扇刀的刃口，光会抡扇刀，不会掂刀的人还算不上会用扇刀的人。干了十来天后，感觉不那么累了，便开始踅摸如何整点好吃的。
这时躲在草丛中的蘑菇开始吸引我们的目光。发现蘑菇后，我们会停止挥舞扇刀，前去“打探军情”。这天我们又发现“敌情”，草丛中有一个腐朽的树根，在它周围，有一个半径一米左右的蘑菇圈。英瑞惊喜地喊道：“花脸蘑！”他兴奋地告诉我们，花脸蘑是蘑菇中的珍品，是一等蘑。他接着说：蘑菇大体上分成三等，一等蘑无论鲜食还是晒干，味道都非常好；二等蘑味道要差一些，只适宜晒干后再吃；三等蘑不仅味道差，还只能鲜食，无法晒干。遇到此等好蘑，哪能够等到晒干时再吃。吴邦骅说，这么好吃的蘑菇没有肉岂不糟蹋了， 可哪里去找肉呢？于是知青养的一条叫“瘪三”的懒狗便成了这满满一蚊帽花脸蘑的牺牲品。
我们打草附近的小山岗上有一片瓜地，这是红卫农场当年唯一的一块瓜地。是当年种大烟的人给这片荒原留下的遗产——一块被树林环绕的、能够生长瓜果蔬菜的熟地。西瓜不仅对我们，甚至对我们姚胖子都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一天午休的时候，姚胖子又提起吃西瓜的事情。想吃西瓜就得进瓜地，说得好是摘几个瓜吃，说的不好就是去偷。我们一致决定去三连瓜地摘瓜后，在出发前姚胖子突然说：我这么大岁数，进瓜地让人家看到不合适，留在这里帮你们看东西吧。
我和英瑞、吴邦骅三个人进了树林，悄悄来到瓜地旁。在进瓜地前我们做了分工，我负责望风，邦骅和英瑞一前一后进瓜地摘瓜。我顺着通往3连的小路往前走了几十米就停住，躲在路边的林子里望风。等了几分钟的光景便原路退回，走到瓜地旁看了一下，“战友”早就撤了。我草草“顺了”两三个瓜，就近钻入树林，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再次确认身后没有“追兵”，瓜地里没有“战友”后，我才放心地向林子外面走去。
还没出林子呢，我就发现林子外面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英瑞，可另一个却不是邦骅。我的心咯噔一下，担心是不是英瑞被逮了个“现形”。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之中最老实的一位，英瑞脚下放着三个西瓜，正在接受对面一名大汉的盘问。我见到这一情况，立刻把手里的西瓜藏到树林的草坷拉里，然后大大方方从树林里走出来，凑到他们两人的身旁。
英瑞低头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啥都不说，也不肯跟那位看瓜的汉子走。见到我来了抬了一下头，眼神中充满悲伤和无奈。我大大方方地对那个大汉说，我和他是一伙的，有什么事情就问我吧！时已至此，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我便自报家门，说我们是附近一连在这里打马草的，听说三连的西瓜熟了，就过来摘几个尝尝。并自愿替英瑞随那大汉去见他们连长。
那不知名的大汉和满脸络腮胡子的三连连长其实都是好人，当然我“低头认罪”的态度也不错，认打认罚，并主动表示可以把瓜钱送来。此事的最终处理结果是让我们回去把偷瓜被抓的事情告诉自己的连长，如果以后不再偷瓜便既往不咎了。
真正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当我回到打马草的地方，英瑞远远地迎了过来，带我来到一个草堆前，扒开散发着清香的鲜草，底下有七八个成熟的西瓜，英瑞切开一个说：“就等着你回来吃呢！”我问：“哪来的那么多西瓜？”他说：“八劳（邦骅）摘的瓜”。八劳在一边接话：“我摘瓜时还见到几个熟瓜，一次拿不走，就把手里的交给杨老五让他先走，我再回去把那几个熟瓜摘走。我在林子里就看见你了，你出去了，我就藏在林子里没动，你被看瓜的带走后，我就招呼老五过来搬瓜。”
最近北京荒友聚会时，邦骅和我谈到此事，他说其实最坏的是姚胖子，他是幕后指使，最倒霉的是杨老五。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三条：
一、最会算计的是邦骅，最厚的脸皮是我。
二、我们摘得都是熟瓜，躺在瓜地里打开的那几个生瓜蛋子绝对不是我们干的，向毛主席保证。
三、三连看瓜的大汉和三连长不仅是好人，还是高智商的好人。他们绝对能够判断出我们绝不止就摘了两三个瓜，是有意放我们一马，让我们不虚此行。
当然，从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踏进三连的瓜地一次。
我调到32连后，同英瑞的联系少了，后来听说他找了一位上海知青，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再后来，我从网上知道了上海城里的“小芳”和他们的儿子离英瑞而去。在得知这一消息不久，就接到英瑞的电话，叙旧之余，我问及他个人的状况，他说“小芳”和孩子回城后便渺无音信，他自己多年来孤身一人，最近有查出重症，言语中充满哀伤，但听不出一丝对“小芳”的怨恨。
他的状况引起我的恻隐之心，并将这一信息发布到网上的圈子里，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的亲生骨肉。这一信息很快得到上海荒友的热情关注，并向我索要更为详细的“小芳”母子信息。
当我与英瑞通话打探更详细的资料时，英瑞告诉我，他的儿子已经到医院看过他了，还给他买了许多东西，言语中包含着感激和自豪。我没有再问孩子的妈妈是否同去，我知道他已经很知足了。
今天是父亲节，在今天我写这篇祭文，祭奠一位和我同龄的父亲 —— 杨英瑞。
是父亲、母亲把我们领进了这个世界，我们又把自己的儿女领进这个世界，当英瑞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知道他仍在挂念着城里的“小芳”，还有他们爱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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